进入6月以来，广州市接连发生怪事：先后有十多名储蓄磁卡持有人发现，自己账户内的钱不翼而飞。但他们的磁卡从来没有借给别人，而且每次取钱时都十分谨慎小心，密码也没有泄露。卡上存款哪里去了？
牡丹卡持有人刘小姐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她于6月28日向工商银行广州分行信用卡部报案称，她卡上的三万余元人民币“无端”被人消费和提取。据刘小姐说，她一直将卡携带在身上，惟一一次卡离开她的钱包是6月2日，她在某取款机准备取钱时，卡被“吃”了。刘小姐在“吃”卡后立即打电话到工商银行广州分行报告。挂失后，账户里的钱即被冻结。
第二天，刘小姐到银行取回了被“吃”的牡丹卡，并取消挂失。随后，她就去了深圳。直到6月底从深圳回来，她在天河某酒店请朋友吃饭，到最后付账时，服务员告诉她，她的账户内不但没有钱而且还透支了。刘小姐不信：账户上明明还有三万多元。将牡丹卡插入机内一查，她猛吃了一惊，三万多元已分几次被人提取和消费了。
她于6月28日到银行报案。
周小姐也一样，6月1日用储蓄卡取款时被“吞”卡，6月3日取回卡后，不久发现账户上的三千多元工资没有了，随即到银行报案。
……
这一系列信用卡、储蓄磁卡没有丢失，但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的事情发生后，公安机关开始进行立案侦查。
从自动取款机和刘、周等人的账户上的记录发现，刘小姐账户上的钱曾被转移到一个姓吴的“小灵通”卡上。这个吴某是作案嫌疑人吗？办案民誓顺藤摸瓜，找到了在某单位上班的吴某。谁知吴某也是受害者。吴某的单位刚发给他一张“小灵通”工资卡，账户里暂时只有开户金额1元，第一次领到卡的吴某带着这片小玩意，在散步途中发现有一台取款机，出于好奇，便拿出“小灵通”卡在取款机上试一试。谁知一塞进去，卡就再也没有出来。第二天，吴某到银行反映被取款机“吃”卡了，可银行工作人员开机后却没有发现吴某的“小灵通”卡。
根据这些被“吃”卡的人反映，他们取款的时间都在晚上7时到10时30分之间。而且周某的情况与吴某类似：6月1日被“吃”卡后，第二天在取款机内并没有找到卡。直到6月3日，银行工作人员才在取款机内发现了周某的卡。
这说明，被“吃”进取款机内的卡，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取款机，最后又被送回取款机内。但是，除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能打开取款机取卡外，还有谁能从里面取走卡呢？
办案民警在银行内部调查，发现工作人员作案的可能性为零。办案民警把目光转向了外部，他们到刘、周等人在取款时被“吃”卡的取款机勘查，发现了取款机屏幕上方的面板处有双面胶布粘贴过的痕迹。
据此，办案民警布置银行的保安人员加强对路边取款机的监控，特别是在晚上7时到11时这段时间。
1999年7月13日，工商银行广州第二支行的保安人员如常进行布控。
晚上9时许，三个男子朝沿江路一取款机走来，四处张望，形迹可疑。保安人员在远处监视着。9时50分，这三人走近取款机，由一人观察四周的动静，另外两人在取款机上安装着什么。安装完毕，两人若无其事，连头也没回就走了，只留下望风的那人背着一个背囊，在取款机附近的地方窥视着。守候的保安人员见状，大摇大摆地走到取款机前，掏出自己的牡丹卡，在取款机上操作起来。果然，卡被“吃”了！保安人员也“若无其事”地离去。
见到被“吃”卡的人走远了，望风的那人迅速靠近取款机。正当他盗取刚刚被“吃”的卡和取下安装在取款机上的装置时，被保安人员逮个正着。那两个先行离去的同伙也随即被抓获。
原来，他们安装在取款机键盘上方的是一个豆腐块大小，上面有个小麻雀头一样的微型摄像头。就是这个摄像头拍摄下了持卡者操作时按出的密码。他们还在取款机的出入卡处装上了一个盗卡器，造成“吃”卡。持卡人会误以为是取款机出现故障“吃”卡，于是便会离去，待次日银行开门后再来取回。谁知磁卡却落在了这伙作案分子的手中，被他们复制，又塞回取款机内。
笔者在看守所见到了三个作案人当中设计这套高科技偷拍密码及盗卡装置的罗淦。身高1．75米以上的他，一脸漆黑胡茬。
罗淦有一个不错的家庭，父亲原是副县长（1997年退休），有两个姐姐。由于他是家中的独子，备受父母疼爱。
据罗淦自己讲，他原是一个不错的学生。1987年在湖南省茶陵县一中读高中时，发明了一种自动阅卷笔，获得全国第三届发明博览会铜奖，并申请了专利。他还发明了一种画板式音箱，也获得了国家专利。
应该说，他是一个人才。他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呢？
高中毕业的罗淦没有考上大学。但他对无线电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家乡开了一间家用电器商店。他还将自己原先经营得不景气的发廊和酒吧转让给罗云典和胡卫平（抓获的另外两个作案人）。由于经营不善，罗云典、胡卫平欠下了罗淦的11万元转让费。
一次，三人在一起喝酒。谈到上海有人偷看熟人的密码而从取款机上窃钱的事，罗云典和胡卫平问罗淦有没有办法可想，当然不是向熟人开刀，而是向所有的持卡人。罗淦一口答应。一个犯罪的计划由此开始实施。据罗交待，他出技术，罗云典和胡卫平各出两万元购买作案器材，作案后窃取的钱先还清罗云典和胡卫平欠罗淦的账。
今年4月起，他们开始在湖南长沙试验这套作案装置。经过一步步改进，觉得这套装置可行了，于是在5月底窜到广州。他们认为，广州的持卡人多，容易得手，并专门选择在人流少的地方、银行又下了班的时间作案。6月1日，他们盗得了刘小姐的信用卡，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跑到另外一台取款机上查询，却发现刘小姐已报失。接着，罗淦、胡卫平和罗云典马上回住地复制了刘的信用卡，又连夜将这张卡塞回到他们盗卡的那台取款机内。这样，刘小姐以为这张卡已被取回，便到银行取消了挂失，也没有更改密码。结果，这三个家伙分几次将刘小姐账户内的钱取走、转移和消费。而主人却蒙在鼓里，银行也无从发现。
因为牡丹卡每天取钱不得超过6000元，胡卫平等三人选择在半夜零时前后取钱。这样，在相隔几分钟的时间内便可以取到两天的钱。他们为了尽快将刘小姐账户上的三万余元钱全部盗走，还将刘的钱转移到吴某的卡上，再从吴的卡上取出来——他们发现，吴某的卡上只有1元钱，是张新卡，估计他也不会去挂失。因此在盗卡后，也没有把卡再塞回取款机内，以后更有恃无恐地用起了吴某的卡。
在广州得手几次后，狡猾的罗淦开始感到广州并不安全。
在回家过端午节时，这三人决定不再来广州作案。过完端午节，他们便窜到了厦门。谁知在厦门第二次作案，微型摄像头就被银行的技术人员取走了。
没有了作案工具，罗淦、罗云典、胡卫平只好赶到广州，重新购买、组装器材作案。可这次刚动手作案，就被抓获了。
罗淦说盯着取款机打主意的人肯定很多，因为那是个没人看守又能不断“吐”出钱来的东西。他的这个说法，提醒银行保卫部门、公安机关和善良的人们，对这类专朝提款机打着主意的犯罪分子不能不多加提防。
笔者走访了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处。公安人员提醒广大持卡者，取款时不妨看看取款机上有没有“多余”的装置。微型摄像镜头大约豆腐块大小，上面有一个指尖大小可以转动的小东西。因为要拍下持卡者的密码，一般装在键盘的上方，只要稍留心，很容易被发现。作案者之所以得逞，是利用了持卡人取款按密码时在乎的是周围有没有人，而对机器上有无异常东西，不放在心上。另外，由于盗卡者在卡的出入口处安装了一个装置，持卡者将卡插入取款机的卡口时，会有和正常时不同的手感，不太通畅，有种阻塞感。一旦发现可疑，要马上向有关方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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